穿越战火与流亡，她用诗歌找回故乡——德国诗人希尔德·多敏的“回归”之旅

1971年，德国诗人希尔德·多敏获得梅尔斯堡德罗斯特文学奖。多敏的友人、哲学家汉斯·格奥尔格·伽达默尔在颁奖典礼的发言中赋予多敏以“回归诗人”的特殊性。他如此阐释“回归”的意义：“回归不仅仅包含了一位流亡者勇敢而充满冒险的行动，流亡的命运也不仅仅是丧失与告别、异乡与远方、漂泊与暂居、友谊和爱情等经历的总和……她的诗作在谈论我们所有人。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或必须学会什么是回归……希尔德·多敏的诗让我们以新的方式理解什F·么是诗歌。谁若能与她共同认识到回归的意义，就会突然明白，诗总是回归到语言中。”回归与流亡，构成了这位温柔而高寿的女诗人的生平二重奏，也是其大部分作品里反复萦绕的核心母题。

为了进一步阐释她、理解她，我们必须紧紧地抓住这把钥匙，如同挽住她苍老的手掌。接着，奇迹发生了——从诗人的掌心里飞出一只雏鸟，以令人惊讶的姿态飞向高空……没有预告，没有孵化的蛋壳，宛如神谕，却又可以预见。事实上，一切早已揭示：重要的不是祷告，而是接触——在接触的时刻，生命诞生。宛如魔法一般，希尔德·多敏从她自身的笔下逃脱，化为轻盈而有力量的雏鸟飞上天空。而我们这些后知后觉的读者，却仍然沉浸在她的语言所创造出的永恒回响中。

《只有一朵玫瑰支撑——希尔德·多敏诗选》，[德]希尔德·多敏 著，黄雪媛 译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

在我看来，多敏是个传统主义者。她就像思乡的奥德赛，无论生命的船帆漂流得多远，都不可能抛下爱的港湾和语言的家园。1909年，她出生在科隆。父亲是一名严谨而理性的律师，母亲则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声乐家。幼时的多敏衣食无忧，浸泡在家人举办的沙龙活动里，老宅的11个房间永远回荡着欢声笑语。对多敏来说，这是幸福的回声，是充满信任的安乐窝。完整的童年和青春构成无法被时光洗刷的记忆，环绕在诗人周围的保护罩，亦在其生命困顿之时紧紧抵抗着失去的洪流。家人的爱是引她一步步走上正途的指明灯。从科隆女子文理高中毕业后，多敏在海德堡、科隆、柏林学习法律，之后攻读国民经济学、社会学和哲学等学位，并于1931年结识爱人帕姆。1936年，多敏与帕姆成婚，为了家庭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。在此时，多敏才刚刚扬起她生命的风帆。或许有人遐想：如果多敏坚持自己的学术道路，以其丰富的知识量能做出多少成就？但我们无须纠结于此——只因爱是一件没有等级的事物，而多敏终其一生都在凭心做出自己的选择。

1934年，多敏随帕姆移居意大利，离开了将被纳粹机器控制的德国。五年后，他们又从法西斯的硝烟逃往不列颠。二战爆发，多敏的犹太身份被贴上死亡的标签。来不及哀伤，他们登上了一条蒸汽船，躲在下层的船舱里——大西洋将他们带到多米尼加共和国，一个遥远的彼岸。逃到世界尽头的多敏终于可以松口气，她站在比她个头还高的甘蔗地里，植物对她说着宽容的语言。后来的多敏将会明白这一流亡对她的意义：她自称“语言的奥德赛”，即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的旅行，从母语到非母语的旅行。这一切加上其犹太身份，似乎暗合了《圣经·创世纪》，里面耶和华对亚伯兰说：“你要离开本地、本族、父家，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……”这本是犹太流浪的宣言，但此刻，她还只是被动地逃脱。只有在日后，多敏才能借着其诗歌成熟的羽翼，将流亡转变为一种有力的回归。

在多米尼加的14年生活是安顿的，却也暗含着感伤。爱催动着多敏心海底部的地幔，使其时时涌起怀念的波涛。偶尔她也呢喃些句子，向着爱人帕姆或一望无际的大海。“我躺在，/你的臂弯里，亲爱的，/像杏仁核躺在杏仁里”。但在那遥远漫长的海岸线上，却找不到一株故乡的巴旦木。1951年，多敏母亲在英国去世，给了她沉重的一击。过往的生活离她彻底远去，她濒临孤独和自杀的边缘。然而，诗歌拯救了她。正是在痛苦的浇砺中，杏仁树成熟了。诗人希尔德·多敏，诞生在世界的尽头。她用多米尼加的国名来命名自己，以报答这片养育了她的土地。它温柔地怀抱着一个双重无根的孤独者，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。在那里，玫瑰难以生长，苹果、小麦、桦树无处扎根，她的精神落在一片阒寂的荒原。

在这极为脆弱的时刻，诗歌出现了。或者说，是德语的现身。作为“最后一个不可改变的家”，作为多敏审美的底色，德语拯救了她的精神荒原。这是一种极富巧合的时运：如果将语言视作一种个人的创造，一种附属品，那么属于多敏的德语一定是极为幸运的。它逃脱了战争的破坏，宣传机器的罪恶渊薮。那些因发不出小舌音就要被杀掉的人，那些一提到就会齿根打颤的名字，都没有在她的噩梦中出现。相反，她在多米尼加被异乡的语言保护得很好，直到她必须站出来为死者发声。“草地用泪汪汪的双眼/看着我”，那被雨水冲刷的树根下埋葬了太多的冤魂，痛苦的欲望如火山一般要报复这个肢裂的社会。多敏是时候行动了：她必须鼓起勇气回到家乡，为死者也为她个人建造一个语言的避难所。如果社会不能为你提供一栋住所，那么语言将为你保留最后的家。

希尔德·多敏（1909—2006）

1954年，多敏和帕姆结束流亡，回到德国故乡。对多敏来说，这一次回归有着特殊的现实含义：她作为一个公民回到了受迫害的集体之中，她所使用的语言是诚实的、简单的、纯粹的、克制的——这并不仅仅是对个人诗风的要求，更是时代的要求。多敏的词语总是那样小而珍贵，犹如重建家园的希望。还记得在多米尼加之时，“第二个”多敏刚刚出生。她放声啼哭，想抓住任何东西都是徒劳，且仍然残留着现世沉痛的记忆：“我出生时，父母都已去世。我的母亲几周前刚去世。”可是小小的多敏总是努力呼唤着，努力用她的嘴唇托住每一个逝去的名字：“你的名字在我唇边，/总是在呼唤的边缘，/不能让它掉落，/你名字的每一滴，/都不能落入尘渊。”对她来说，尘渊就是那遍体鳞伤的人间，无人怜悯也无人托付的被黑暗蚕食的阿鼻地狱。在那里，爱呈现出可怕的缺席。她必须“扛着这盛满的器皿/小心翼翼”，对多敏而言，词语永远是一种略重于生命的现实。她必须许下诺言：“你的名字/它不会这样轻轻的跌落/轻得连白昼都不能碎裂/也不会响亮到/让你听见它的声音。”，如此决绝，带着生命的脆弱和坚韧，不仅是说给自己听，也是说给母亲，说给千千万万受迫害的德国人。

而这坚韧背后是一种推向极致的温柔。一个极权世界被她排除在诗歌之外，却成为了其诗歌母题的成因：正是这样一个空白的极权世界，将人类挤压得和词语一样渺小，一样无能为力。也正是因为太过渺小，才会尝试用一种新语言，去还原本质意义上的人类。希尔德·多敏被吸附在这片土地上。这片土地生产的不是作物，而是语言。果树、花鸟、巴旦木都用其“原初的言语”与灵魂链接。而多敏的诗歌，作为对这些“原初语言”的回应，在构成自身言说的同时，也构成了对其它语言的回声。由此，其诗歌成为了一种自然的复合体，进入了生态系统的一部分。这一生态系统是由诗人审美投射的影像，其运行机理是语法和想象编织的绳梯。多敏必须“和果树谈谈”，因为只有在果树里，她才能找到人类。她是一个创造者，同时也是交谈者、倾听者，是她所属的更美的土地的一部分。

就这样，多敏以其柔和的诗风为战后冷雨淋漓的德国带回了一种新想象，一些对破碎的缝补。她的言说带有高度的公民意识和召唤性，毋宁说是在废墟上引领人们前行。其继承至德语诗歌传统的简单、克制，又因其流亡经历而具有的异质性、自然主义和旧日的质地，使这种语言非常适合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新德语。事实上，多敏渴望回到集体之中，将语言的避难所带给更多的民众。一直到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，多敏仍活跃在德国各个城市的作品朗诵会上。她把诗歌诵读会看作是生命活力的源泉，也是她作为诗人的公众使命。

实际上，并不是多敏本人拥有号召力，而是她所创作的“新的德语”具有召唤力；同时这种召唤是双向的，在多敏用诗歌，用言说召唤公众的同时，整个社会也以一种“重建家园”的姿态吸引着多敏。因此，每一次从个体走向集体的过程，都是她重新寄寓自己理想的过程，从此她从孤独走向自由。她也证明了自己的判断：“回归比流亡更加重要。”与其说这是个人生平的总结，不如说是多敏践行的对集体的诺言。在此，她打碎了避难所的边界，将现实意识和语言意识交融成一个新的家园。每个人都应该走入这样的家园，去重新体验获得自由的自我。多敏喜欢读两遍诗，也许它的寓意是这样的：即使是相同的人，相同的语言，在不同的时间点也会呈现出焕然一新的意义。没有往日和明天，只有无数个当下，来用勤劳的双手重建家园，如一次次奋力展翅的雏鸟般，将世界从孤独带向自由。